武漢大學今年錄取的2010級本科新生中，有63人未辦理入學手續。校方與學生聯系后得知，除了未說明原因者外，出國、因專業不對口而復讀及擔心就業，都是新生棄學的重要原因。有人說“棄學”是社會進步的一種表現，但也有人指出它給社會帶來了一些麻煩和損失，尤其是讓其他人補充不進來，是一種不公。（《人民日報》10月20日）

不可否認，中國的高考招生，從規模小、指標少、考生選擇余地小，到規模大、指標多、考生選擇余地大，從過去的二、三流大學和專科新生“棄學”，到國內重點大學的王牌專業新生“棄學”，這的確標志著教育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。大學和社會應當充分尊重新生的教育選擇權，這是毋庸置疑的。

但高等教育作為一種公共產品，事關全社會和全體考生的利益，而不僅僅是部分“高分”考生的權利，因此，為了大限度地實現高考招生的公平，教育主管部門應當研究制定相關措施，及時對“棄學”現象進行補救。

一方面，隨著我國高校招生規模的不斷擴大，大學錄取比例日益提高，催生了考生在高考錄取中的“議價”意識和能力；另一方面，大學生源的逐年減少，也進一步使高考招生逐步由“供方市場”過渡到“需方市場”，給考生更大的選擇余地。

可以預見，隨著錄取率的進一步提高和選擇空間的增大，大學新生“棄學”的現象，會越來越普遍，并逐步向重點高校擴展。事實上，近年來許多省份在錄取過程中，已經出現大量二三批次學校普遍報考不足、生源缺額較大，終依靠調劑錄取才能勉強錄滿的現象。

新生“棄學”是學生行使教育選擇權的具體表現。雖然這種行為影響了高校招生計劃的實現和高考招生制度的嚴肅，浪費了高等教育資源，卻沒有足夠的法理依據對其實施處罰。但是，新生“棄學”有一個嚴重后果，即由于他們的“棄學”，實際影響了其后各個錄取批次考生的錄取結果，無形中剝奪了他人被錄取到更好學校的機會，也增加了落榜考生的數量。

在筆者看來，高考中的填報志愿制度設計不夠嚴密合理，是新生“棄學”的主要原因。從法律層面考量，考生填報志愿，應被認為是一種特殊的“要約邀請”而不是“要約”；錄取通知書則是錄取高校的“新要約”而不是“承諾”，這就要求考生對學校的“新要約”進行“承諾”，才能達成終的教育和受教育協議，也才能充分體現考生的意愿，維護教育關系的穩定。

從這個角度講，我國高考錄取制度的程序設計中，至少應該增加考生的“正式承諾”程序和期限。當考生不予“承諾”時，及時讓后面的考生“補缺”，終減少落榜人數，這樣既不會浪費學校招生指標，也不會影響后面考生的錄取機會，能夠大限度地保護各方利益，可謂一舉多得。